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配资公司官网查询，邓敏都不敢看微信家长群。
家长群成了她的噩梦，只要消息的红点亮起，她的心跳就会莫名加速。她害怕看到儿子的名字，因为那往往意味着：她儿子又闯祸了。
“能不能管管你儿子？已经好几次了！”
终于，在一个普通的中午，暴风雨还是来了。
一位家长在群里连发几条语音，愤怒几乎要冲破屏幕，紧接着，七八位家长跟进控诉。
那一刻，邓敏握着手机的手在抖，她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复，更不知道“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小孩？”
丈夫建议去医院挂个“学习困难科”看看。经过一系列检查，儿子被确诊为 ADHD（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），也就是网上很多人说的“A娃”。
而他的儿子，其实是2300万孩子的缩影。据悉，平均每个班就有2-3个患ADHD的孩子。ADHD这个曾经陌生的医学名词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闯入公众视野。
在强调整齐划一、严格管理的校园里，ADHD孩子的天性与规则产生了最尖锐的冲突。
只是当ADHD成为网络上的流行病，被有点娱乐化后，背后真正患病的孩子们，反而被忽视了。
1
“孩子不是调皮不是坏，只是病了”
多多不是故意的。
在医学诊断书上，ADHD患者大脑前额叶发育不完全，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跑车，冲动、多动、注意力涣散。
但在现实的班级里，这就叫“捣乱分子”、“坏孩子”。
纠结了一整周，邓敏做了一个决定。她在那个充满火药味的群里，发了一封长长的《致歉信》。她像剥开伤口一样，向所有家长解释什么是ADHD，解释孩子的情况，甚至卑微地承诺：正在干预，必要时申请陪读。
这封信，是一个母亲最后的护盾。
而另一位妈妈陈悠面对的，是更直接的宣判：劝退。
班主任把小皓领出教室的那天，陈悠觉得天都塌了。在她所在的地方，“多动症”是个从未听说过的洋词儿。这里的人只信奉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，或者觉得男孩子嘛，皮一点正常。
直到诊断书上赫然写着“重度ADHD，混合型”，陈悠才明白，为什么儿子走路永远踢翻椅子，为什么数学能考100分却写不完作业，为什么无论打骂多少次，他依然像个不受控的马达。
这不是孩子调皮，只是病了。
图片来源：小红书@欢
患病的孩子，其实也很委屈。
陈陈常年坐在讲台旁的特殊VIP位置。这个位置吃粉笔灰最方便，也是老师眼皮子底下监控最严密的“特区”。
作为老师家长眼里典型的“皮猴儿”，陈陈的青春期是在一种奇特的分裂中度过的。不管多严肃的考试，他都能写着写着就把笔停下，眼神涣散 。
陈陈的脑海里常常上演着天马行空的幻想剧场，他曾兴奋地把这些讲给同桌听，同桌说他适合写小说；
但当他讲给妈妈听时，得到的只有妈妈恨铁不成钢的眼神。
不被理解，甚至被认为是找借口，是很多患有ADHD孩子的成长痛。他们在“懒散”和“坏学生”的标签下，独自挣扎了整个青春。
2
“你的孩子没法教了”
对于ADHD家庭来说，确诊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更难的，是如何在这个规则严丝合缝的世界里，找到容身之地。
南京的赵芝，站在了邓敏的对立面。
她的儿子刚上一年级，就被同班的ADHD男孩小铭“误伤”了。上课时，小铭突然跑到赵芝儿子身边，不仅聊天，还向后仰躺在桌上，两人最后扭打在一起。
赵芝的第一反应是恐惧。在南京这个教育内卷的城市，一年级意味着习惯养成的关键期。如果课堂秩序频频被打破，老师的精力被迫分散，自己的孩子会不会“输在起跑线上”？
她想给儿子转班，被拒；想让小铭转走，也被驳回。受教育权面前，人人平等。
图片来源：小红书@momo
这似乎成了一个死局。
而在和小铭妈妈的一次沟通中，赵芝听到了硬币的另一面。
小铭家境并不宽裕，为了给孩子做干预，已经花掉了7万多元。那个在食品厂上班的妈妈，语气里满是绝望：“药也吃了，干预也做了，老师让他坐着不动，家长让他别干扰同学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还能怎么办。”
这句话，道尽了ADHD孩子父母的无奈。
既然学校很难，那就在家自己扛。
为了让小皓能留在学校，陈悠申请了陪读。她搬了个小板凳，坐在教室最后的角落，像个隐形的监控器。
只要小皓一走神，她就咳嗽一声；一回头，就戳一下。
效果是立竿见影的，小皓确实“乖”了。但代价是什么？
是每天回家后的咆哮与崩溃。陈悠有两个孩子，每晚她要一手抱着一岁的小儿子，一手盯着小皓写作业。ADHD伴随的读写障碍，让简单的抄写变成了酷刑。一个字要划掉好几遍，作业写到凌晨两点是常态。
图片来源：小红书@大愚小愚
最后，她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——让孩子吃药。
但这也不是万能药。一款药让小皓整整一年没长个子，停留在一米三九；另一款药让他变得暴躁易怒。陈悠带着孩子辗转三家医院，在副作用与疗效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。
难，真的很难。
而他们的经历也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们在教育中对“正常”的狭隘定义。
我们习惯了修剪枝叶，要求每个孩子都整齐划一，却忘了有些树木天生就是弯曲生长的。
真正的治愈，或许并不在于拼命将他们变成一个“正常”的小孩，而在于接纳那个并不完美的孩子。
ADHD 的确诊书，不应是一张给孩子贴上“残次品”标签的判决书，而应是一份理解他们独特大脑运作方式的说明书。
那些在“老鼠洞”里挣扎的孩子们，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矫正，而是被看见——看见他们混乱背后的无助和脆弱。
3
被误解的天赋，与待完善的系统
可如果你在社交平台上搜索ADHD，你会发现它似乎成了一种“流行病”。
有人自嘲“确诊”，有人把它当做拖延症的借口。但在这些轻飘飘的流量背后，是像小皓、多多、洋洋这样真实而沉重的童年。
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分会秘书长许家成指出，目前的特殊教育体系，赶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。
我们的老师，在师范教育阶段缺乏融合教育的培训；我们的学校，缺乏专业的资源教室和特教老师。
当问题出现时，除了把孩子“赶出去”或者请家长“领回去”，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心理学博士李晓茹在调研中发现，多动症孩子其实有着极强的运动天赋和发散思维。如果教育能多一点包容，少一点单一的评价体系，他们完全可能是“天赋少年”。
上海的一个俱乐部就在做这样的尝试。他们发现，那些在教室里坐不住的孩子，到了滑雪场上可能是个天才。
但被看见，毕竟是少数。更多的时候，ADHD孩子是在替成年人生病。
他们身上折射出的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焦虑与紧绷。因为我们要整齐划一，要赢在起跑线，要效率优先，所以那个“不一样”的孩子，就成了必须要被矫正的错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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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，ADHD很常见，只是这几年社交平台上讨论度高，大家才关注到。
而我们做父母的，不需要把它当做特别大的事、不用给自己和孩子压力；与此同时，我们也不能完全不当回事，只是觉得孩子皮了点、不听话。
那些被贴上“粗心”、“不负责任”、“邋遢”标签的行为，对患有ADHD孩子来说，并非态度问题，而是大脑执行功能受损的必然结果。
他们不是不想做好，而是启动、维持、转换注意力，对他们来说，每一步都像在泥泞中跋涉。
而不管孩子表现出什么行为，我们需要给予的，是引导，是一个能容纳“不同”的宽阔世界。
让他们不必像现在的成年患者，在多年后拿着ADHD的诊断书，第一次对自己说：
“原来我不是懒，不是笨，不是不努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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